元光元年(前134年),汉武帝任命董仲舒为江都相。江都是一个诸侯国,易王刘非是汉武帝的兄长,当时董仲舒已是六十五岁左右的耆耆老者。董仲舒赴任后,除了辅佐易王外,仍然心怀天下,为国分忧。元光五年(前130年),董仲舒建议汉王朝趁国力鼎盛之时,发兵出击匈奴,安定边陲。易王刘非于是上书汉武帝,建议出击匈奴。易王刘非的上书在朝廷引起轩然大波,侍臣严安指责易王刘非别有用心,企图趁汉朝大军北击匈奴之机扩展个人势力,图谋不轨!汉武帝偏听偏信,龙颜大怒,于是将“幕后军师”董仲舒废为中大夫。
董仲舒获罪后,暂时赋闲在家,但忧国忧民之心丝毫没有减弱。当时辽东地方的汉祖庙和汉高祖陵园中的便殿先后失火,董仲舒就这两事写了一篇《灾异之记》。他精通阴阳五行灾异,倡言“天人感应”,将自然现象和现实政治相比附,认为辽东地区祖庙失火意味着在外地的不法诸侯该杀,汉高祖陵园失火意味着在朝的不法诸侯该杀。正当董仲舒在家奋笔疾书之时,他的朋友主父偃登门拜访。主父偃看见这篇文章后大惊失色,连忙将它偷了出来,上奏汉武帝。汉武帝非常生气,于是特意召集了一些大臣就此事进行讨论。董仲舒的学生吕步舒不知道这是他老师的文稿,“以为大愚”,要求汉武帝予以严惩、以儆效尤。结果,董仲舒被定为死罪。汉武帝大概考虑到董仲舒已是垂垂老者,不久又下诏将其赦免。
元朔五年(前124年),公孙弘任丞相。当时胶西王刘端(治所在今山东高密一带)骄横纵恣,为害一方,凡前往胶西任相国、二千石级的官员,多被刘端陷害,被杀受伤害很多。公孙弘心怀叵测地对汉武帝说:“独董仲舒可使相胶西王,”汉武帝旋即任命董仲舒为胶西相。公孙弘、董仲舒两人素来不和,那么公孙弘为什么会建议任命董仲舒为胶西相呢?这其中大概有两方面的原因:首先是公孙弘研究《春秋》的功力不如董仲舒,由此产生嫉恨之心。公孙弘虽然也治《公羊春秋》,但功力浅薄,无法与董仲舒相比。《史记•儒林列传》评论道“公孙弘治《春秋》不如董仲舒。”当时有几件事例,可以充分证明这一点:一是吾丘寿王奉汉武帝之命向董仲舒学习《春秋》,学成之后,吾丘寿王经常用《春秋》经义比勘时政。有一次,公孙弘奏言平民百姓不许挟带弓弩,吾丘寿王以《春秋》之义予以驳斥,“书奏,上以难丞相弘,弘诎服焉”。前116年,从汾水中打捞出一件铜鼎,众人都认为是周鼎,吾丘寿王认为是汉鼎,得到了汉武帝的赞赏,董仲舒的学生如此“高材通明”,反衬出老师董仲舒的学术水平明显高于公孙弘;二是公孙弘位居相位的时候,朝廷每次有重大决策要出台,总要派人去请教董仲舒,董仲舒总能根据《春秋》大义,作出令人信服的解答。在当时,论学问高深,的确没有人能超过董仲舒。董仲舒可以《春秋》决狱,说《春秋》事得失,这些都是公孙弘无法望其项背的。第二个原因可能是董仲舒多次在公开场合批评公孙弘人品低劣,使他产生了嫉恨之心。“董仲舒为人廉直”,批评公孙弘身居相位,不为天下平民百姓谋福利,而是一味党同伐异。值得注意的是,当时持这种观点的人并不只董仲舒一人,年逾九旬的大臣辕固生对公孙弘说:“公孙子,务正学以言,无曲学以阿世!”司马迁也说公孙弘“为人意忌,外宽内深。”从这些人的评价来综合分析,应该说董仲舒对公孙弘的评论是客观中肯的,但也因此与公孙弘结下了仇隙。
由于上述原因,身居相位的公孙弘趁机将董仲舒赶出京城,以此宣泄其嫉恨之心。董仲舒上任后,胶西王对他很敬重,言听计从,关怀备至;但董仲舒一言一行如临深渊、如履薄冰。因为他心里十分清楚,西汉自开国以来,皇权与封国的矛盾一直是一个十分重要而又敏感的现实问题。经过文、景两朝的打击,地方诸侯王的势力虽然有所削弱,但地方方国对封建大一统局面的负面效应却如同幽灵一般无法根除。汉武帝上台后,继续推行汉景帝的削藩政策。元朔二年(前127年),汉武帝采纳了主父偃的建议,颁布“推恩令”,规定诸侯王除嫡长子继承王位以外,其他子弟也可以在王国中封侯。这样就从王国中分出若干个小侯国,王国的直属领地进一步缩小,王国的实力日益削弱,这对于稳定政局,维护大一统政治局面,消除祸萌,起到了重要的作用。元鼎五年(前112年),汉武帝又以祭宗庙时王侯贡献的“酎金”少或成色不佳为理由,剥夺了一百零六个贵族的爵位。不久,汉武帝又颁布了“左官律”,“左官”指诸侯王国的官吏,汉代以右为尊,以左为次。“左官律”规定这些官吏不得在朝内任职,防止诸侯王在中央培植私人势力。此后,汉武帝又用法律手段废除了一大批王国和侯国,使其数目大大减少。
但是,即便在这种政治氛围中,仍然发生了方国谋反事件。建元年间,淮南王刘安入朝,武安侯田蚡在灞上迎候,田蚡悄悄地对刘安说:“方今上无太子,王亲高皇帝孙……宫车一日晏驾,非王谁立者!”淮南王喜形于色,回到封地后立即砺兵秣马,时刻准备发兵,谋夺帝位。不料事情败露,汉武帝派遣宗正以符节治刘安罪,刘安畏罪自杀,封国除为九江郡。刘安的弟弟——衡山王刘赐也因为同谋罪遭到惩治,刘赐自杀身亡,国除为郡,刘安、刘赐党羽被杀者达数万人之多。令人惊讶的是,在这种险象环生的政治氛围之下,身为汉武帝兄长的胶西王称孤谋叛之心有增无减。有一天,胶西王对董仲舒说:“桓公决疑于管仲,寡人决疑于君。” 胶西王自称“寡人”,自比于齐桓公,对辅佐勾践灭吴的三大臣称赞有加,僭逆谋叛之心昭然若揭。董仲舒是坚决主张维护大一统,反对方国分裂活动的,但身处虎狼之境,不便直抒胸臆,只好委婉地说:“夫仁人者,正其谊不谋其利,明其道不计其功。”班固进而将这段话提炼为:“正其谊不谋其利,明其道不计其功。”董仲舒从“义利之辨”的角度,含蓄地告诫胶西王僭逆谋反是不仁不义之事,仁者重义轻利。义贵在“正我”,仁贵在“爱人”。只有自己严格按照义的规范不断地修养,他的一举一动才能合乎义的要求。胶西王听完这一番大道理后,心里虽然很失望,但表面上仍然夸赞董仲舒讲得好。董仲舒对胶西王的骄横跋扈早有耳闻,现在又经过“寡人决疑于君”这一番对话,深感胶西王心怀鬼胎,再待下去必然连累自己。于是,董仲舒以自己年老体衰为理由,向汉武帝申请致仕家居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