众所周知,西汉从汉武帝开始便独尊儒术,儒家学说因此在西汉得到了很大的发展,这种大发展的结果就是学术学派众多,对同一个问题,大家都有不同的解说,这是其一;另外还有一个结果,就是最高统治者对儒学非常重视,比如汉宣帝刘询就是一个深受儒学熏陶的人,他的老师就是才高八斗、学富五车的东海澓中翁,教授刘询《诗》《论语》《孝经》等儒家经典学问,而刘询也是一个非常好学的人,所以他受儒家思想教育,登基做皇帝后仍然操行节俭,仁慈爱人,在他的统治时期被称为“中兴盛世”。固然,在他统治时期,匈奴单于臣服,国力强盛,但有一件事却必须被肯定,那就是他对儒学的重视。
宣帝刘询平时特别喜欢看书,经常研读儒家经典,但由于各家对经义的解释都不太相同,他的老师和朝中大臣对同一段经文的经义也都有不同的认识,难免往往会因此而起争执,他自己也苦恼,因此,前65年8月,汉宣帝第一次颁布诏书要选人才,他说:“朕不明了《易》《书》《诗》《乐》《礼》《春秋》儒家六艺,不通晓治理天下的大道,因此天地的阴阳风雨不顺。一定要在吏民中广泛地推举那种自身作风公正,通晓儒家经典,明了先王治国之术,又能讲述明白透彻者,由丞相、御史各负责推举二人,中二千石官员各负责推举一人。”于是就有人举荐精通穀梁学蔡千秋。宣帝大喜,就将蔡提升为谏大夫给事中,希望他能好好为国效力,弘扬学术。只可惜这个人做事不安分,犯了律条,宣帝很失望地把他贬为平陵令。然而全国上下没有比蔡千秋更精通穀梁学的人了,宣帝害怕穀梁学这门大好学问会因此而灭绝,所以就让蔡千秋再做郎中户将的官,选十个郎教授学业,也就是让他做郎官的老师,教他们穀梁学,因此,穀梁学就有了刘向、周庆、丁姓等人。
从此以后,宣帝便会经常召集“五经”名儒,在殿堂之上讨论经义。在讨论过程中,若发现某人所掌握经学学问比较精深,此人就会被确立为博士。前53年的一天,宣帝在朝堂上召集了萧望之、刘向、周庆、丁姓等名儒,让他们讨论《公羊》《穀梁》的异同,这次,周庆和丁姓两人发挥得非常好,对经文的评议令宣帝非常满意,因此当堂就把他们确立为穀梁学博士。
平时这样由皇帝主持群臣在殿堂之上讨论经义确实挺好,但是也有些问题。平时皇帝也要办公,处理国家大事,闲的时候尚且可以将就着讨论,但忙的时候就不行了。再者说来,平时朝堂之上也都是口头辩论,下朝之后,辩论的内容也就跟着“下朝”了,没法书面保存,过一段时间后,同样的问题又得重新讨论才能回忆之前讨论的结果,实在很不方便,于是在前51年,宣帝决定在石渠阁专门召开一次讨论“五经”异同的会议,不但时间集中,而且还可以存稿,结集成书,以后查阅起来就方便多了,这次集中会议就是历史上著名的“石渠阁会议”。
石渠阁会议
石渠阁会议主要是围绕五经经义异同而展开的讨论会,故参加会议的人员全部都是大儒,他们往往通晓一部经书或者几部经书,且都是名师之徒,在当时的社会上有一定的影响力。
参与讨论《易》的有施讎、梁丘临,施讎和梁丘临的父亲梁丘贺都为田王孙的门徒,梁丘临是施讎的弟子。其实还有孟喜也是田王孙的高徒,只因梁丘贺指证孟喜有改师法之嫌,故看重儒士是否“厥身修正”的宣帝认为孟喜人品不好,故意不重用。因此,在石渠阁参与讨论《易》的只有施讎和梁丘临师徒二人。讨论《书》的有欧阳地余、林尊、周堪、张山拊。欧阳地余是欧阳高的孙子,林尊是欧阳高的徒弟,欧阳高是倪宽的门徒;周堪是夏侯胜的徒弟,夏侯胜是蕳卿的徒弟,蕳卿是倪宽的徒弟;张山拊是夏侯建的徒弟,夏侯建是欧阳高的徒弟,故而他们都属倪宽学派。讨论《诗》的有韦玄成,张长安,薛广德。讨论《礼》的有戴圣、通汉,他们都是后仓的徒弟。参与《春秋》辩论的分穀梁和公羊两派,《公羊春秋》的辩手有博士严彭祖,侍郎申輓、伊推、宋显,后来又请侍郎许广参议;《穀梁春秋》的辩手有议郎尹更始、待诏刘向、周庆、丁姓,他们也请中郎王亥参议,两派各五人,议论三十多件事。除此之外还有萧望之等通晓“五经”的人参与“平奏”。
这次会议的流程是由萧望之主持点评,宣帝亲自出席,并对一些有争执的命题作出裁决。会议首先是对《易》的经义讨论,主要是施讎和梁丘临两个人的讨论,因为都是田王孙的门徒,所以讨论气氛还是比较融洽的,一门之后,商量着解决,互相补充。接着是对《书》的讨论,主要是欧阳地余、林尊、周堪和张山拊几个人的讨论,都是倪宽学派,所以他们的讨论有争议,但都是小问题,没有激烈场面。然后是对《诗》的讨论,主要有韦玄成,张长安和薛广德三人,韦玄成是个比较博学的人,所以讨论起来还是有波澜,但却算不上激烈。比较激烈的辩论主要是对《礼》和《春秋》的经义讨论,由于《春秋议奏》已散失,所以关于当时的激烈辩论场景,也就只能看看对《礼》的经义辩论了:
首先是关于“孤”的辩论,由一个议者提出疑问:《礼》经中说:“宗子孤为殇”,到底什么是“孤”呢?
闻人通汉说:“孤者,师傅说‘因殇而见孤也’,男子二十岁行完成年冠礼后死亡就不叫殇,亦不为孤,故因殇而见之孤。”殇即未成年而死的意思。
对于通汉的解说,戴圣不是很满意,所以他说:“凡被称为宗子的人,因为无父才称之为宗子。然而为人后者,父虽在,得为宗子。故称孤。”戴圣又问通汉说:“因殇而见孤,冠则不为孤者,曲礼曰‘孤子当室,冠衣不纯采’。此是孤但却言冠,为什么呢?”
通汉对答说:“孝子从不曾忘却双亲,有父母和无父母的人所穿的衣服是不一样的。《后氏曲台记》说:‘父母存,冠衣不纯素;父母殁,冠衣不纯采’,故言孤。言孤者,别衣服也。”也就是说称孤不称孤的区别就在于衣服颜色问题上。
戴圣还是不能赞同,所以又说:“然而子无父母,其年龄且有百岁,仍然不断称孤,这又是为什么呢?”
通汉对答说:“虽说二十岁行过冠礼之后就不被人称为孤;父母之丧,无论年龄大小,失去父母之爱的感情总是一样的,所以年龄虽老,也会自称孤。”到此,对“孤”的讨论总算有了一个结论,但是这只是第一个议题的辩论。
问题可真是一个接一个啊!新的议题又来了:“诸侯之大夫为天子、大夫之臣为国君服何?”此处的“服”即服丧的意思。
戴圣对答说:“诸侯之大夫为天子当繐缞,天子下葬后可以除之不穿。因为要随时接见于新天子,故下葬后就除之。大夫之臣没有接见之义,不应当为国君服丧。”
闻人通汉对于“大夫之臣”的看法与戴圣一致,也说:“大夫之臣,陪臣也,未闻其为国君也。”
显然有人对于他们二人的经义解释不能理解,所以议者又问:“庶人尚且有服,大夫臣食禄,反无服,何也?”
闻人通汉当然是有理由的,所以引经据典说:“记(因通汉为后仓徒弟,故认为“记”指的是《后氏曲台记》)云‘仕于家,出乡不与士齿’,是庶人在官也,当从庶人之为国君三月服。”
专门提问的人就问:“父卒母嫁,为之何服?”是该讨论一下母亲改嫁后应该如何服丧的问题,这是一个现实中常见的礼仪问题,必须得解决。
另一位精通“五经”的大儒萧太傅萧望之,说道:“应当根据周礼服丧,就是要服丧。但成为人父后则不应当为改嫁后的母亲服丧。”
韦玄成并不完全赞同萧望之的解说,他认为:“父亲过世后,母亲不应该再改嫁,王者不会为“无义”之举而制礼。若按周礼服丧,则是子贬母也,故不制服也。”
宣帝这位裁判员经过分析衡量后,认为韦玄成说的有道理:“妇人不养舅姑,不奉祭祀,下不慈子,就是自绝,故圣人不为其制服,明子无出母之义,玄成议是也。”既然皇帝都认为韦玄成讲的在理,那当然这一命题还是要以韦玄成的讲论为准了。接下来的几个议题也都是有宣帝的参与,直接“称制临决”。
又一个议题出来了:“大宗无后,族无庶子,己有一嫡子,当绝父祀以后大宗不?”
戴圣解释说:“大宗不可绝。言嫡子不为后者,不得先庶耳。族无庶子,则当绝父以后大宗。”
闻人通汉则认为:“大宗有绝,子不绝其父。”
两人的解释都有一定的道理,但是宣帝认为戴圣讲的更有道理。
以上讨论场景只是其中一个场面,由于对《春秋》的解释有穀梁和公羊两家,他们观点相左,所以会上对《春秋》的讨论也就最激烈,双方阵容最庞大,辩论中还各自请来帮手,最终穀梁学为自己赢得了地位,全部讨论结束后,“五经”博士中《易》增立“梁丘”,《书》增立“大小夏侯”,《春秋》增立“穀梁”。汉代博士经学的分家,除《诗》学原有鲁、齐、韩三家外,其余均始于石渠阁会议。由于在讲论时,发言人提前都有做过准备,书面提纲和会议纪录都有不少,所以会后整理出了不少文件,据《汉书•艺文志》记载,有《五经杂议》十八篇,《书议奏》四十二篇,《礼议奏》三十八篇,《春秋议奏》三十九篇,《论语议奏》十八篇。其中,《五经杂议》《书议奏》《春秋议奏》和《论语议奏》均已散佚,只有《礼议奏》的部分内容还保存在杜佑所著《通典》中。
从石渠阁会议的结果来看,表明《礼》学和礼治得到了极大的发展;《穀梁春秋》的地位上升,《公羊春秋》的地位下降,其实《左传》《谷梁传》《公羊传》都是解释《春秋》经义的,即所谓的“《春秋》三传”,它们从不同的角度对《春秋》进行解释,各有价值。而之所以要特别提升“穀梁学”一方面是因为“穀梁学”的自身魅力,而另一方面则是宣帝为了使其政治上的最高权威地位更加巩固。另外,这次会议的召开,使政治的权威变成了经学、思想的权威,经学的学术观点变成了政治的最高法典,其结果是不仅极大地提高了经学的地位,也极大地扩大和加强了儒家思想对社会的教化作用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