据《史记·仲尼弟子列传》载：“孔子既没，子夏居西河教授，为魏文侯师。”意思是说，孔子去世后，子夏到魏国的西河设帐讲学，教授生徒，甚至还成为了魏文侯的老师。《礼记·檀弓》篇记载，曾子对子夏说，“吾与汝事夫子于洙、泗之间，（汝）退而老于西河之上。”这是子夏退老于西河最早的记载。在孔子众弟子中，第一个把孔子思想发扬光大并对当时的社会政治发生重要影响的，就是“退而老于西河之上”的子夏。因为子夏在西河讲学期间整理儒家经典，传播儒家文化，广收弟子并得到魏文侯的支持，形成了以子夏为首的西河学派，不仅对魏国初期的变法改革起了积极的作用，更是开三晋儒学之先河。自宋代以来，对于子夏移居西河的时间问题和西河的具体地理位置，一直存在争议，但这并不影响我们对子夏西河讲学这一史实的考寻。

子夏作为孔子晚年的得意门生，才思敏捷，以“文学”著称。子夏为学时，因常有独到见解而得到孔子的赞许，例如有一天子夏问孔子：《诗经》中“巧笑倩兮，美目盼兮，素以为绚兮”一句应该如何解释？子夏所问的这三句诗，本来是说一个女子笑得很好看，眼睛顾盼生姿，那么朴实，却又那么漂亮，是为什么呢？孔子回答他说：“绘事后素”。意思就是说，要想画出一张好画来，先得有一张洁白坚韧的底子在那儿放着；洁白坚韧的底子在先，绘画这件事在后，所以说,“绘事后素”。孔子强调了底子的重要，他揭示了两件事之间，哪件事在先，哪件事在后。子夏立即得出“礼后乎”（即礼乐产生在仁义之后）的结论，孔子赞曰：“起予者，商也！始可以言《诗》已矣。”孔子的理想是“克己复礼”，这个“礼”指的自然是周礼。孔子以五色之“素”喻五性之“礼”，强调“礼”的基本核心地位，其余则在“礼之后”。子夏“礼后乎”一语点出了孔子所倡儒学之精髓，令人顿时茅塞顿开，实在堪称经典。子夏才气过人，《论语》中保留了他的许多著名的格言，如：“博学而笃志，切问而近思，仁在其中矣”；“百工居其肆以成其言，君子学以致其道”；“仕而优则学，学而优则仕”等等。

关于子夏西河讲学的盛况，文献多有涉及。除了上面的资料外，《史记·魏世家》载，“文侯受子夏经艺，由此得誉于诸侯。”司马光所撰《资治通鉴》载，“文侯以卜子夏为师，四方贤士多归之。”从史料中所记的西河之民甚至怀疑子夏就是孔夫子，可以看出当时子夏在西河的影响有多么巨大。子夏行教于西河，治学严谨，敢于质疑经史之谬误。曾听人言史志曰：“晋师伐秦，三豕渡河。”子夏说：“‘三豕’应为‘己亥’之笔误。”读史志者问诸晋史，果然是“己亥”之误。也正因为子夏有这样的才学，才使得从学者众，门下人才辈出。如田子方、段干木、李悝、吴起、禽滑厘、商鞅之属，皆受业于子夏，而荀子、李斯、韩非等也俱是其隔代再传弟子。西河学派既传授儒家经典“六艺”，也是法家政术思想的先驱。子夏之儒培养的是经世济用之儒，大量地充斥到各国的官僚系统中，几乎成为当时最有影响力的儒学流派。

西河讲学的另一个重要贡献就是子夏对儒家典籍的整理和传习。子夏作为孔门弟子中以“文学”著称的弟子，对古代文献的熟悉程度自不必言。有学者认为六经“诸儒学者皆不传，无从考其家法，可考者，惟卜氏子夏”（皮锡瑞《经学历史》）。由此可见子夏对于儒家经典的传习功劳甚巨。恰如李学勤先生所说，“子夏在孔子身后，教经艺于西河，为魏文侯师，对六经的流传贡献甚大。”从文献资料所反映的情况来看，魏文侯奉子夏为师，很可能只是其礼贤下士的一种姿态，子夏所获得的也只是一个尊贵的虚职。这种虚职带来的“虚名”并没有改变子夏的生活方式及其生存状态。从身份和职业上来说，他仍然只是一位以西河为中心，游走于诸侯国间，宣扬先王之义，以《诗》《书》《礼》《乐》教授弟子的儒者，主要贡献还是在于讲学传经。

汉代以来，学者大多认为，儒家的经学最初主要是从子夏一系传授下来的，如东汉徐防说过：“《诗》《书》《礼》《乐》，定自孔子；发明章句，始自子夏。”这里就认为，“六经”中的大部分是来自子夏的传授，子夏与六经关系密切。诚如后人所说，“孔子弟子，惟子夏于诸经独有书。”其他弟子虽通六艺，但在后来接续孔子事业，并以经书从事教育、传授弟子的，子夏可谓最为突出。子夏通于各经，但明显有所侧重。子夏于《尚书》就没能窥其精髓，即所谓“未为精微”；子夏于礼学，也仅仅长于丧服古礼。但子夏于《诗》《乐》之学、于《春秋》微言大义、于孔子所见的《易》学之理，尤其见解独到。如果没有子夏的传经功劳，汉代经学的复兴就很难成为可能，更不要说“儒学独尊”的局面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