汉武帝建元元年（前140年）十月，刚刚履临九五之尊的汉武帝，下诏命令丞相、御史、列侯等大臣选出“贤良文学”之士，将他们召集起来，由他亲自考试。他以皇帝的名义提出问题（册问），让那些“贤良文学”们回答。君臣落座之后，汉武帝提出了第一个问题：“三代受命，其符安在？”夏、商、周三代天子各受天命，天命分别表现在哪些祥瑞上呢？这一提问实际上是对王权存在合理性的追问。董仲舒回答说：王权来源于神权，人间的王权只有得到了天命的认可，才具备存在的合法性。天命认可体现在哪些地方呢？概而言之就是祥瑞。当年周武王伐纣的时候，一条白鱼一跃而出数尺，落入周武王的船中，这就是天命对周武王伐纣行为的嘉许和对周武革命的认可。实际上，董仲舒在这里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观点：人心向背是天瑞的终级依据。人间的王权只有得到了普天下大多数人的拥护，“归之如流水”，上天才会顺应民心，“天瑞应诚而至”。

汉武帝面露微笑，点头称许，然后提出第二个问题：“灾异之变，何缘而起？”意思是水旱、地震、火山爆发等自然灾害发生的原因究竟是什么？这本来是一个涉及到天文学、地质学等自然科学方面问题，但是，精通阴阳五行之术的董仲舒却作了另一番解释：水灾、旱灾、虫灾、地震等自然灾害，不是一种单纯的自然现象，实质上它和天降祥瑞一样，是上天意志的表现。如果人间的君王残贼百姓、暴虐无道，生灵涂炭，万户萧疏，上天就会通过水旱之灾、日食月食等自然怪异现象予以“谴告”；倘若统治者仍然执迷不悟，不思悔改，上天就会更换王命，江山易主。汉武帝沉默片刻，又问道：有的人长寿，有的人夭亡；有的人名重如山，有的人卑鄙猥琐，其中的原因何在？汉武帝的这一提问，涉及到了人性论和生命科学。董仲舒在这里没有明确提出日后他系统论证的人性学说——“性三品说”，而是提出了一个类似于孔子的观点：人民性情的善与恶、好与坏、高尚与卑劣，与政治的清浊有着直接的关联。“故尧舜行德则民仁寿，桀纣行暴则民鄙夭。”如果君王圣明，施行仁政，抚恤百姓，人民道德水准就很高，寿命也很长；反之，如果生于乱世，统治者像桀纣一样暴虐奢靡，与人民为敌，人民的道德水准就如同草寇，寿命如同朝露，朝不保夕。人间的政治就像是一位陶工，人民的性情与寿命就像是一堆尚未成形的泥土，这堆泥土将来会塑造成一件件什么样的陶器，取决于陶工自身的素质。

汉武帝和董仲舒在一问一答中，配合默契。董仲舒的对策受到了汉武帝的赞许，“天子览其对而异焉”。汉武帝之所以会感到惊异，大概是董仲舒的对策与众不同，无论谈论什么问题，董仲舒总是从阴阳五行、天人合一角度阐发，并且与现实时政挂钩。刚上台不久的汉武帝踌躇满志，自然会对董仲舒的对策产生惊异之情。董仲舒的这种政治倾向，正好迎合了年轻有为的汉武帝，汉武帝对其称赞有加，也就顺理成章了。